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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内涵、动因及路径 [打印本页]

作者: newrecollect    时间: 2017-6-2 16:59
标题: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内涵、动因及路径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内涵、动因及路径
【作者简介】徐高明,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以来,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特别是全国各地围绕“双一流”战略,竞相启动了高水平大学建设划。
       许多省(市、区)还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加大投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掀起了新一轮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热潮。那么,究竟何为省域高水平大学?它的内涵特征有哪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背景和动因又是什么?推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突破口和路径又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理应厘清,以期对我国新一轮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加以积极引导,并促使其有效作为、务实推进,从而有序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规划。


省域高水平大学的内涵特征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建设高等强国和高等教育强省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必要支撑,也是对以往仅限于地方性高校质量提升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拓展与深化。省域高水平大学的内涵特征主要表现为区域性和比较性两个方面。区域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足所在省份,在其地盘。省域高水平大学不仅包括由所在省份自己创建的地方性高校,还包括建在所在省份的中央部(委)属高校。这些建在所在省份的中央部(委)属高校虽不归所在省份所有,但有了“所在”,“所有”自然就在其中。二是依靠所在省份,受其支持。所在省份的地方性高校在管理体制上主要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理,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办学资源也大多依赖地方政府的支持。建在所在省份的中央部(委)属高校虽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和领导,但在省部共建体制的推动下,也得到了所在省份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经费及其他办学资源方面的大力支持,其发展也离不开地方。三是面向所在省份,为其服务。所在省份的地方高校理所当然要融入地方?,办学定位要符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地深度对接,学科专业支撑地方支柱产业,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复合型、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背景及动因
(一)对接与策应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基础是做强省域高等教育,这既是国家高等教育由大到强的必然选择,也是有力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因而,省级政府应自加压力,积极创造条件,全面做强省域高等教育,建成高等教育强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以及建设若干高等教育强省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两个“文脉”和“诗眼”。所以,为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区)率先启动了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区域发展的新时代。
        一方面,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是地方政府率先落实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的重要步骤。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行“总体规划,分级支持”,要求和鼓励地方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所在省份的中央部(委)属高校给予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同时统筹安排地方财政资金,结合各地实际推进地方高校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另一方面,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也是省级政府率先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抢占发展先机的积极举措。“双一流”建设方案针对以往重点建设中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明确提出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资金分配更多考虑办学质量特别是学科水平、办学特色等因素,重点向办学水平高、特色鲜明的学校倾斜,在公平竞争中体现扶优扶强扶特。这就为地方高校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许多省份为了在这一轮竞争中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抢占发展先机,纷纷启动了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
(二)主动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当前,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必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工的重大调整,国际创新要素加快转移、重组,颠覆性技术的不断涌现,也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间力量的对比,创新驱动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传统发展动力持续衰减,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尽快实现由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经济新常态为推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必将为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营造良好的民意基础和舆论氛围,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财力保障。同时,各级政府和社会民众也对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因此,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推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可以充分发挥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与人才第一资源重要结合点”的重要作用,主动聚焦和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可以有效对接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产教融合,将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与区域经济布局、产业结构等高度契合和协调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着力提高高水平大学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三)积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
       今后一个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的方向就是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这就要求未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既要结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中国经验,展示中国气派,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和世界水平,并逐步形成现代化格局、现代化气魄。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建设和质量跃升提出了更高层次、更为迫切的新要求,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恰逢其时。
       我国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建设路径,是加快缩小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差距的一条捷径。推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就是这样的捷径,是实现“弯道超越”的明智抉择。必将大大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为国家“双一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必将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形成“高原隆起、高峰耸立”的可喜格局,并最终形成“先发优势”,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除了理念新颖、目标清晰、措施得力以外,最关键的是还要选对建设路径。从目前已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的10多个省份来看,虽然对于建设路径的选择各有各的侧重点和不同策略,具有各自省份不同的特点,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典型路径主要有3种,分别是北京市的平台建设模式、上海市的学科建设模式和广东省的“双重点”建设模式。
(一)北京市的平台建设模式
        北京市平台建设模式主要是通过实施“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整合中央在京高校、市属高校和国际创新资源多方力量,依托有关高校搭建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计划建设20个左右的高精尖创新中心,这些高精尖创新中心将建成高校科技特区、人才特区,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前沿及国家重大关键技术需求,充分体现国家创新驱动战略要求,力争在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大的突破,产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切实解决重大问题,造就一批杰出人才,成为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目前,北京市教委在事前绩效评估、专家评议的基础上,经北京市教委主任办公会审议,分两批共认定了16所依托高校的19个高精尖创新中心,其中,自然科学类14个,人文社科类5个。市财政将持续稳定地对高精尖中心进行滚动支持,5年为一周期,人文社科类中心每年给予5000万元投入,自然科学类中心每年给予1亿元投入。照此推算,第一个建设周期北京市将投入80多亿元的建设资金。
       为了加强组织和管理,北京市成立了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领导小组、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并明确规定各依托高校是高精尖中心建设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各中心的论证、建设和管理。高精尖中心实行年度报告制度,建设满两年后在专家咨询委员会指导下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建设周期结束后进行综合评估。
(二)上海市的学科建设模式
       上海学科建设模式主要是通过“上海高等学校高峰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促进市属高校与在沪部属高校联动发展,健全深度合作机制,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重点支持一批优势学科率先建成高峰学科,巩固提升一批潜力学科形成高原学科,持续支持一批建设目标明确、对接社会需求的亟需学科,形成布局合理、高峰凸显、高原崛起的学科布局,从而促进上海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特色发展。到2020年,力争2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和一批学科方向达到国际一流水平;180个左右一级学科点跻身国内学科排名前20%,且这些一级学科点中至少有1至2个二级学科或方向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
        上海学科建设模式分高峰和高原两类推进建设,其中,高峰学科又分为I、II、III、IV四类,高原学科又分为I、II两类。共遴选了86个一级学科点(或方向)作为高峰学科进行建设,186个一级学科点作为高原学科进行建设。建设周期分为两个阶段:2014—2017年为第一阶段,2018—2020年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市级财政预计投入36亿元。
       学科建设资助采取动态调整,滚动预算。2017年之前高原与高峰学科建设的规模与投入保持相对稳定,2017年组织中期绩效考核,对建设成效显著的学科点继续给予支持,对建设进度缓慢、效果较差的学科点,实施退出机制,并及时把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纳入重点建设范畴,采用竞争机制同步建设。
(三)广东省的“双重点”建设模式
       广东省“双重点”建设模式,就是指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按“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两大类部署建设。“重点建设高校”对应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通过建设,它们将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对应国家“一流学科”建设,以学科或学科群建设为主,围绕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大需求,在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台、重大科研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力争到2020年,重点建设高等学校发展定位和目标更加明确,优势特色更加鲜明,综合实力明显上升,若干所高等学校跻身国内一流大学前列,建成一批国内外一流学科,力争进入世界ESI前1%和教育部学科评估前10%的学科数量翻一番。
       2015年7月,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7所高校入选广东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等7所高校的18个学科入选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15—2017年,省财政将投入“高水平大学建设专项资金”50亿元支持这些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
探索建立以社会化评价为主的长效机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第三方评价。采取“一年一次评价、三年阶段考核、五年周期考核”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2017年后,将根据绩效考核情况对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动态调整。对工作推进得力、成效突出的高校和项目,绩效奖励资金给予倾斜并继续支持;对工作推进不力、建设效益不明显的,绩效奖励资金减少安排或不予安排,直至取消建设资格;对于与既定建设目标差距巨大的高校和项目,将从学校其他财政投入中核减经费并予以问责。未列入专项资金资助范围的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项目,建设期间如建设成效突出、达到重点建设高校和项目标准的,财政将给予奖补或依序递补进入重点建设序列。
(四)三种建设模式的比较与分析
       1.不同的建设模式分别对应不同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北京市的平台建设模式是为了服务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战略定位,服务北京“高精尖”产业结构调整。上海市的学科建设模式是为了对接上海加快实现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型升级。广东的“双重点”建设模式是为了改变广东高等教育水平与其经济大省地位不相匹配的现状,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打造南方教育高地,从而支撑、带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2.不同的建设模式也是基于不同省份高等教育现实基础而做出的合理安排。从表2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东虽都属于东部发达省份,但各省、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北京地区高校云集、类型多样、实力雄厚;广东省虽然在数量规模上遥遥领先于北京、上海,但在层次水平上差距非常明显,大而不强;与北京相比,上海在层次水平上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基于这种现状,3个省份的不同建设模式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广东侧重于点面结合打牢基础,上海侧重于围绕核心载体强化优势,北京则侧重于聚焦主攻方向寻求突破。
        3.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路径的选择要结合各省份的实际因地制宜。这三种建设模式孰优孰劣不可一概而论,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全国其他省份在推进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自省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根据现有基础选择各自合适的建设路径。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更多地参照广东模式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部分经济发达、高等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东部省份,参照北京、上海的模式往往会更加高效可行。当然,各省份在参照这三种模式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在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的修改、充实和完善,或者创造出新的建设模式。


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反思与建议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新一轮的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已抓住了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也破除了一些体制机制的天花板。然而,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办学理念、制度根基、文化传统和现实基础,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一)既要体现高水平,更要凸显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
      自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向西方学习,不断在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之间摇摆、反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处于跟跑的状态,虽然进步有目共睹,但总体发展效果不佳。历史与现实都表明,一味地跟跑与模仿是建不成高水平大学的。因此,未来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必须在与西方并跑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和领跑。
       强化中国特色是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主要表现为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是省级政府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开创性实践,它必然要在地方政府实践中探索发展,由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具体实践来检验,并在实践中实现高等教育理论上的突破和制度上的创新。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也要与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相贯通,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展现出民族的气派和风格。区域特色是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最根本的特色,区域内的高水平大学要形成与区域经济社会的环境和资源条件密切关联的独特的政产学研用合作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服务、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在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区域特色中创造并形成体现中国立场、智慧、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和模式,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二)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上层推动,更要激发高校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1.要把握发展大势,注重顶层设计、上层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迈向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必然要求彻底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和根本性顽疾,然而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中某些关键问题的突破往往会裹足不前,还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拘泥于就事论事的碎片化倾向。许多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瓶颈与问题往往又是中下层无法解决的,因而,在这一轮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理应强化顶层设计和上层推动。      
       2.更要坚持问题导向,激发高校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矛盾和问题的多发期与凸显期,在高校的改革设计中,必须要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感、正视问题的自觉性以及解决问题的担当意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作为学校改革的动力、创新的支点,化挑战为机遇。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生命力源于基层实践,要有群众意识和实践意识,要鼓励高校和师生的积极探索,支持和激发他们的首创精神。所以,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过程中应贯彻落实中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精神,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管办评”分离改革,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要增加制度供给,充分激发基层动力和活力。
(三)既要重点建设率先突破,更要全面带动整体水平的提升
        经过20多年的强化建设,应该说我国重点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批重点大学也具备了冲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但由于在以往一系列重点建设工程中的垄断性身份固化,高校间缺乏必要的竞争,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极分化,还部分消解了重点建设高校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挫伤了一批非重点建设高校的积极性,在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上还有待加强。
       新一轮的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除了要集中资源、率先突破,更要在公平竞争、带动整体上多琢磨出新招、拿真招,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办出特色,鼓励它们在同一个层次和同一种类型中争创一流,从而形成一个协同共生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良性生态系统。
        有学者通过对四个全球大学排行榜的实证分析发现,在四大评价体系的排名方法上,科研表现最受关注,科研表现都被认为是对大学进行准确评价的主要基础,科研产出决定着整个大学的发展水平。因此得出结论,走研究型大学之路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策略。我国高校中本来就普遍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那么,在新一轮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中这一问题会不会有所恶化,值得关注。从目前各省份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来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有些省份解决这一问题的实实在在的举措其实并不多,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片面化的风险依然存在,必须保持警惕。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就提醒我们:“与世界顶级大学相比,我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制度建设和文化差异上,一流大学不是一流指标的简单堆砌。”所以说,省域高水平大学建设既要在科研等关键指标上有所突破,更要在办学理念、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带动学校整体水平的提升。

【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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